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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2025年，经济观察报以“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”为年终特刊主题，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，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。
刘岩并不喜欢“直播教父”这个称号。但中国直播一步步走向流量至上、金钱至上这条路，又绕不开他。
“这个事儿的原罪，也在我。”他说得很平静。作为六间房的创始人，刘岩是国内最早跑通直播商业闭环的人之一——创造了送礼物、榜单、打赏、社区关系等功能，后来这套机制被整个行业复制、放大，成为每一个直播平台的标配。
三个多小时的对话里，刘岩反复谈起同一个问题：“如果当时不把直播机制做得那么功利、那么娱乐化，会意味着什么？”他替自己、替大厂、替行业都想过很多答案，但没有完美的解。
刘岩很少沉溺于个人回忆。他更习惯用简短、精准的判断，梳理中国互联网二十五年的结构变化，从Web1.0时代的“CopytoChina”，到平台时代的直播模式创新，再到今天，生成式AI正在重构一切。
近几年，刘岩开始更频繁地思考“生死”。他最近一次引发公众关注，是参与音乐人包小柏用AI“复现”女儿包容的项目——刘岩团队提供技术支持。对他来说，AI的到来，把问题重新推回到一个更本质的层面：一个人究竟在追求什么，又能留下些什么。
与他同代的亚信、新浪、优酷、土豆创始人，大多已淡出一线。早已财富自由的刘岩，却一头扎进了AI的浪潮，发起四十三集团，频繁往返于北京与硅谷之间，重新选择方向、组建团队、再次创业。“这25年里，像我这样还在这个行业里折腾的人，其实不多。”他说。
刘岩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“可能性”。在他看来，真正让人衰老的，并不是年龄，而是确定性。“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，让你照着我的路画一条一模一样的线，没有任何未知，那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少，也就不好玩了。”
只要还有不确定的空间，还有新的可能出现，他就觉得自己还处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。“一旦世界没有未知了，对我来说，就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当资本来敲门
1999年，中国门户网站刚刚出现，宽带尚未普及。对多数人来说，互联网还是一种新鲜事物，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生意。
刘岩进入这一领域，并不是从敲代码开始创业的。1996年，他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，进入美国投行RobersonStephensCo.，成为一名投资分析员。对他而言，互联网首先是一种资产形态。
世纪之交，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公司开始尝试走向海外。刘岩先后参与了亚信科技、新浪的上市。他把那个阶段称为“CopytoChina”时代，“我们以资本为桥梁，把美国已经被验证过的管理方式、公司结构和资本逻辑引入中国，在此基础上发展本土的产业”。
在刘岩看来，2005年前后，中国市场仍处在一个开放、上升的阶段。大众消费意愿强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持续提高。此时资本的涌入起到放大器作用，而YouTube的爆火，使资本涌向在线视频行业。
到2006年，刘岩不再只是站在通道中间看钱流动，决定亲自下场，创立了在线视频直播平台六间房。凭借《一个“馒头”引发的血案》等短视频内容，六间房一度成为国内访问量最高的视频网站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土豆、优酷相继出现，视频分享迅速成为最受关注的赛道。
回头看，那个阶段的竞争方式并不复杂。刘岩记得，2000年前后，中国影视内容总量不大，电视剧规模有限，真正能交易的主要是电影，全部加起来大约6000部，一半进口，一半国产。“只要尽可能多地把这些内容签下来，基本就能站在市场前列。”他几乎把能签的电影都签了一遍。
但很快，政策、产业和带宽条件的限制显现，带宽、服务器、内容采购，每一项都需要持续投入。“用户每看五分钟视频，我脑子里就有一枚硬币掉进盘子里。”刘岩这样形容当时的压力，竞争逐渐演变为一场资金消耗战。
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，是刘岩的一个低谷。融资窗口突然关闭，资本迅速收紧，资金断裂，债务压身，业务几乎走不下去。他不得不做出收缩决定，裁员、压缩成本，退回到最小生存状态。团队只剩下20人，只能发70%的工资。债务、业务压力和外界质疑叠加在一起，他几乎没有退路。
低谷中，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不再寄希望于外部资金的拯救，而是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还能掌控的事情上——产品、团队，思考新的生存路径。这也成为他后来带着仅剩的员工，转向去探索直播的起点。
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刘岩（右）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直播教父”的反思
即便已离开多年，刘岩仍然关注着直播行业的走向。他几乎不需要思考，就能说清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——用户规模、付费结构、内容形态，用三言两语就能解释直播为何变得娱乐至上、金钱至上。
他并不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行业。相反，在采访中，他反而把责任揽回自己身上。“这个事儿的原罪，也在我。”
回到最初，直播是一条被现实逼出来的选择。六间房曾接到过一次商业直播机会，为一家豪华汽车品牌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做直播，六间房提供直播技术，但最终到手收入只有几十万元，远不足以采购外部成熟系统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他并不知道，是否还会有下一场类似的直播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六间房没有继续采购现成方案，而是让工程师自行开发直播程序。代码自己写，服务器自己扛。直播当天，系统支撑了数千人同时在线，累计观看人数达到几十万，没有出现严重故障。直播第一次在现实条件下跑通。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商业直播的第一例，随后六间房完成了C轮融资。
真正的转折，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。融资窗口突然关闭，六间房背负着数千万元债务，生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。外部资本无法指望，他们只剩下内部可以尽快变现的一点点现金流。为了活下去，产品设计不可避免地向“更快赚钱”倾斜。
刘岩很清楚，直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视频产品，而更像一个匿名社区。真正产生收入的是聊天区、等级展示和排行榜，这是直播间里不断强化位置、关系和秩序的地方。正因如此，他曾坚持把虚拟礼物做到极大，甚至直接覆盖视频画面。
起初，这一设计让不少产品经理难以接受，但效果很快显现，刷屏成了一种“出圈”的事件。他记得第一次测试打赏功能，有人送出价值100元的“飞机”礼物，“整个办公室都被点燃了，居然真的有人这么买。”
一周后，在一场主播PK中，后台数据显示一秒钟内刷出了7万元的礼物，服务器和用户端几乎同时宕机。“从那一刻开始，六间房真正赚到了钱，而且赚了很多钱。”2009年单月流水破千万，六间房成了第一家盈利的视频网站。
与此同时，其他视频、语音平台也开始下场做直播。他们都选择做成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：积分、等级、排行榜、荣誉体系，几乎所有规则都围绕付费能力展开。在直播间里，大哥打赏一万元，会引发集体欢呼；当观看人数从一万变成十万，这种情绪和消费被成倍放大，把所有人裹挟其中。
直播这套机制很快显示出惊人的盈利效率，也迅速被其他玩家强化、复制甚至变本加厉。六间房最早的对手YY语音，凭借原有用户基础迅速做大；2016年前后，快手入场；2017年，抖音直播上线，依托更大的流量入口完成反超。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，行业不再比拼谁把产品做得更好，而是谁拥有更大的流量池，这正是六间房逐渐失去优势的地方。
2015年，宋城演艺以26亿元全资收购六间房。刘岩继续担任六间房CEO，同时出任宋城演艺董事。2015年至2017年，六间房的净利润约为1.62亿元、2.3亿元、2.85亿元，每年为宋城演艺贡献了约3成的净利润，连续多年完成对赌协议。刘岩和团队里的很多人都实现财富自由。
但他越来越清楚，这条路正在变窄。当行业竞争只剩下流量规模和金钱效率时，创新空间被不断压缩，而最初关于表达、舞台和连接的想法，则被逐渐娱乐化、工具化，最终被资本彻底消解。
刘岩在采访中反复追问自己：“我们当时是迫于生计，急着挣钱还债，才把直播机制做得那么功利。但如果当时不这么做，意味着什么？”对这个问题，他设想了很多答案，但船头无法逆转。
在线视频网站六间房的创始团队（受访者供图）
抛弃经验，从头开始
在直播业务最繁盛的时候，刘岩再次选择离开。
在他看来，直播的天花板并不在技术，而在“人”。主播会跳槽，会被舆论反噬，也可能因为情绪、关系或一次偶发事件失控。“这个模式本质上还是靠人，而人是不可控的。”他说。
他想找一种不必完全依赖人的表达方式。
最先进入视野的，是虚拟偶像。随后几年，刘岩带着团队投入约1亿元，推出二次元组合“ANDII安菟”。2018年，“ANDII安菟”在国内首个虚拟偶像选秀中夺冠，一度被认为已站在商业化门槛上。变化很快出现：政策环境趋紧，二次元受众出现断层，原本清晰的增长路径再次变得模糊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继续加码，而是选择停下来。
2020年前后，刘岩把探索方向又向前推了一步。
他不再满足于复刻外形或声音，开始尝试“数字复生”——用技术复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、判断逻辑和性格轮廓，而不仅是一个看起来“像”的壳。这一转向，并不完全出于商业判断，也夹杂着更私人化的思考。那段时间，他频繁谈到生死，反复琢磨一个人究竟能留下些什么。
“我跟我儿子说，如果我死了，墓碑上写‘六间房创始人’，你就把它砸了。”在他看来，直播也好、平台也好，终究都是时代的产物，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百年之物”。
真正让这个想法落到现实的，是台湾音乐人包小柏的请求。包小柏的女儿包容意外离世后，他希望通过技术重新“听见”女儿的声音。项目启动后，包容的声音第一次被合成出来时，团队成员几乎都落泪了。
刘岩并没有停在这里。在他看来，这只是一次高度逼真的模拟，而不是复生。“如果她只是说话像包容，那还不够。”他希望有一天，数字生命能带着完整的人设、记忆和判断逻辑出现，让人相信她“真的回来了”。
这个目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实现，不过这段经历成为他开始新一轮探索的重要起点。随着生成式AI的兴起，这位创业“老兵”再次入局，成立四十三集团，只专注一件事：探索提示词（Prompt）的能力边界。
开始这轮创业前，刘岩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：抛弃经验，从头开始。组建团队时，他刻意避开拥有完整大厂履历、熟悉流程和方法论的人。“他们太容易被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住。”他更愿意招募刚毕业的学生和跨界者，这些人思维没有固化。
这种选择，同样落在他自己身上。非工程师出身的他开始写代码，不从技术文档或接口规范入手，而是直接对着模型描述需求：给谁用、用在什么场景、希望呈现什么感觉。他不规定页面结构，也不纠结参数细节。模型一版一版地生成，直到生成几十版结果之后，他终于看到一个“对的”结果。
他没有修改，也没有打磨，只是停下来，做选择。
在他看来，这是一次根本性转变：不再执着于“怎么做”，而是专注于“怎么选”。“我用审美去选择，用选择来表达立场、情绪和判断。”他觉得这即是尊重模型的生成结果，也承认在某些时刻，AI可能比人做得更好。“绝大部分人迈不过去那一步”。
在刘岩持续延展的产品探索过程中，对“生死”的思考贯穿始终。无论是AI音乐、山顶传记，还是数字生命，在刘岩看来，都是同一条线索上的不同形态。“如果有一天，我母亲完整的人生被保存下来，在百年之后还能陪着孙子，或者陪我聊天，这就很有意义。”这些产品的年收入在百万元量级，他也在等一个爆款出现。
刘岩判断，真正值得投入的技术，并不是为了无限延长生命，而是让有限的生命保持尊严与自由。“如果所有人都活到两百岁，但身体和感官都不再属于自己，那是另一种恐怖。”与其无止境地延续，不如在清醒的时候，为未来留下些什么。
自由价更高
刘岩几乎没有哭过。重组方案在证监会过会那天，外面一片欢腾，他却回到办公室，把门关上，坐了很久。金融危机、制度审查、融资拉扯的种种记忆一齐涌上来，他一个人哭了很久。
反复回望自己二十多年的创业经历，刘岩想过很多次自己在追求什么，折腾什么，“我觉得我在追求自由，自己决定生活、事业。”
“财富只是自由的一部分，”他说，“它让我有条件去选择做什么、不做什么。”在他看来，创业更像冲浪——他不能造浪，但看到有大浪来，至少自己可以选择是否下水、以怎样的姿态入局。问题在于，一旦引入外部资本，这种自由往往会被重新定义。
他并不否认投资人的专业价值。相反，刘岩认为投资人的职业本能是擅长风险控制、审慎判断，正因为如此，资本天然会成为“刹车”，在不知不觉中限制创业者的行动半径。“就像冲浪板被系了一根安全绳，看起来更安全，但你很难再自由转向。”
2024年，他原本计划为旗下AI音乐相关项目引入国内一线基金，审计、尽调都已完成，临近打款前的最后一天，他反悔了。并非对条款不满，而是他意识到，即便没有回购、对赌等显性约束，资本有些隐形约束，让他觉得被束缚。
最终，他选择放弃这笔钱。对团队来说，这是一次艰难的决定；但对他个人而言，是一种解脱。
尽管他对互联网、社区、变现机制经验颇深，但他刻意避免再沿着这些路径做事。“如果我今天做的事情，还能从我过去的经验里一眼看出来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”他将“跳出经验”视为自由的一部分。
他开始尝试一种几乎与传统创投逻辑相反的方式：小规模、自有资金、不追求快速放大，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和技术上。
他与团队发起了一只小型投资基金“43×AI”，单笔投资金额仅百万元级，在合同里明确写上“永不回购、永不对赌”条款，用于支持那些只有想法、什么都还没有的年轻创业者。筛选和评估项目也不再依赖人工，而是由多个AI角色模拟投资、风控、财务与法律判断，给出决策建议。
在他看来，这样的尝试并不追求效率最大化，而是为一种新的创新土壤留出空间。“今天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没有想法，而是他们没有机会验证想法。”当年的直播平台最终变成了流量和金钱集中的入口，他现在更想反向操作——让技术来分散入口，而不是制造新的垄断机制。
采访结束后，刘岩给记者分享了一首歌，是公司旗下43Music制作的《桂林路不打烊》。这首歌没有做大规模宣发，也没有预设使用场景。今年国庆期间，它被长春文旅选作活动的开场曲。发布不到一个小时，团队就陆续收到了当地人的留言和转发，有人留言“二十多年过去，满满都是回忆”，有人把它配上街景视频发到了社交平台。
这正是刘岩最看重的状态：作品一旦被释放，就脱离创作者的控制，进入真实世界，被不同的人使用、改写、回应。没有流量和资本的裹挟，让作品自己“长”出用途。
如果说当年的直播平台，最终把表达压缩成一套围绕金钱运转的封闭系统，那么现在的刘岩更想反向试一次网上正规实盘配资网站，让技术回到更原始的运作机制里。这条路尚未被验证，也并不轻松。但对刘岩而言，它至少重新对齐了方向和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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